2021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

发布日期：2024-09-19 13:24

来源类型：济南时报 | 作者：褚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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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一个不同寻常而又令人难忘的年份。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年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年末，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一系列重大部署和纪念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使全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备受关注。

中共党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王炳林等所著的《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发展史、历史观、基本原则、研究方法、史料问题、学术规范、国际视域等进行了全面论述。周良书的新著《党史书谈：阅读与写作的技艺》则结合个人的治学心得，从文本阅读、学术训练、研究选题、史料运用和立论方式等五个方面系统探讨党史研究的方法与技艺。比较而言，前书高屋建瓴，更偏重宏大理论，后书具体入微，更偏重实际操作。两书虽然写作意旨、风格体例有所不同，但均值得一读。

为了从学术发展层面推动党史学科建设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组织“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杨凤城就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谈了自己的若干思考；吴志军认为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胸怀、更为开放的时代意识和更为多元的学科资源来重新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何志明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既要明确归属，又要淡化边界；刘雨亭则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知识产品的通约性和知识生产的协作性探究党史学科建设的学理基础和科学依据。《史学集刊》也在年初发表“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笔谈。陈金龙从主体内容、空间拓展、方法创新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共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欧阳军喜从问题意识与话语体系谈了新时代党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宋学勤认为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当前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林绪武认为加强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是党史研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周良书分析了研究范式的更替转换与党史学科发展的关系；王广义指出要从长时段、全景式、跨学科等视域来推动新时代党史研究呈现新境界、形成新格局、达到新高度。

还有学者则希望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推动党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王炳林总结了百年来党史学科发展的宝贵经验，即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树立正确党史观是根本遵循、整理运用好史料是坚实基础、培养人才是力量支撑。李金铮则认为中共党史专业在学科归属上的频繁变动，严重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他主张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扩大为“大党史”，才能改变传统党史学者的局限，保证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耿化敏从中共党史学科奠基形成、发展创新的历史进程出发，探讨了党史学科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并就建党百年新形势下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略陈管见。文中既有作者多年收集整理的学科发展数据，又有作者对党史叙事体系、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的最新思考，反映了党史界中青年学者探讨学科建设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随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更加受到重视。《史学理论研究》先后组织了“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研究”“唯物史观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圆桌会议。社会史论战再次受到学者关注。张越认为社会史论战有意识地运用唯物史观考察、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认为社会史论战使中国史学界首次受到唯物史观的冲击，从此理论再也没有离开史学，中国史学的面貌因此发生不小的转变。专人专书的研究仍是重点。罗志田以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争论为研究对象，在两篇论文中分别阐述了范文澜关于史料与理论的关联互动、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创新性认识。李孝迁实践了语境与文本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他认为《十批判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论战的产物，郭沫若以自我批判或隔空对话方式展开与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人的论战，最终结集成《十批判书》。

百年党史历程与经验的研究

为推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这些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凤城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丛书”陆续出版，首先推出的是闫茂旭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该书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思想上处在“主义”与“方法”构成的象限中，并在其间发生“钟摆效应”。在这个思想网络中，没有意料之外的突然变化，没有出乎意外的断裂。无论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启，它们的转折意义都在思想史上得以再度审视。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学界的学术会议也密集举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分别联合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了“百年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展望”“百年回眸与未来展望：历史学科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两场学术座谈会。

研究中共党史，必须把握主题主线。夏春涛从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审视百年党史，指出中共党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主流是始终引领发展进步，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陈金龙在《百年历史主题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范式，并认为这一范式既能统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又能从整体上呈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坐标和指引。

围绕百年党史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经验，学界从多维度予以贯通式的梳理与总结。理论、道路、制度等成为出现在这类研究中的高频词汇。石仲泉从百年党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发展，整体框架搭建得全面系统，若干细微之处又有独到见解。肖贵清等从党的基本文献出发，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制度优势的认识与阐释。这种“认知与阐释”的视角也成为最近颇为流行的一类选题。党史与党建的融合也成为显著特征。丁俊萍等分三个时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百年历程，并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基本经验。齐卫平则从重大意义、内容图谱、百年历程、思想观点、创新发展、经验启示等方面描述了一幅百年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全景图。

党史专题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在建党100周年的重大时刻，中共早期史自然颇受关注。学界也努力守正创新、持续推进。如郭若平选择了1922-1927年间中共发布的七次“时局主张（宣言）”作为研究对象，将中共早期政治主张融入大时局的历史中书写，将文本、语境、思想整合式叙写，颇具新意。周良书等以党刊上的“寸铁”专栏为对象，从历史记忆和话语传统的角度研究中共国民革命时期的宣传动员，视角独特。孙会修利用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1938）”“中国共产党成员个人档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1930）”等卷宗，发表多篇论文，考察旅莫支部成员入党和中共早期组织文化问题。徐志民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研究1921-1931年中共与日共的早期关系，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两党合作史。上述两例都充分说明挖掘海外新史料的重要性。

中共创建时期的历史还在其他多个方面获得重新检视。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是较受关注的热点之一。贾凯关注的是早期中共采用何种方式与工人建立联系，这些方式如何成为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一般方式，中共在工运遭遇挫折时如何调适等问题。他认为只有与工人建立思想、组织两方面的稳固联系，中共才能避免学院主义倾向，才有可能担负救亡图存的迫切任务。徐迟等则转换视角，从上海华洋两界当局搜集的情报中管窥1920-1921年中共的工运活动。此外，易凤林对党的创建时期的宣传工作展开研究，强调中共对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不同的社会阶层，采取了不同的宣传策略，开辟了不同的宣传阵地。张仰亮则以革命历史文件选集等资料，研究了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发展党员的政策。马楠的论文则涉及一个较为独特的历史现象，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存在两个国民党省党部，即沈定一的临时省党部和宣中华的正式省党部。论文以宽广的视野、丰富的史料叙述分析了两个党部之间相互角力竞争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从而揭示出中共早期开拓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历史复杂性。

中共抗战史的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已然成为党史研究的一门显学。《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邀请李金铮、黄道炫、袁成毅、吴敏超、陈默等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展开笔谈，涉及抗日战争整体史的叙事问题、抗战时期民众生存状态的问题、抗战军事史研究中的问题与突破路径、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以及国共武装力量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组织王龙飞、李雷波、郭宁、马思宇、齐小林分别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共军事力量成长、党组织发展改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华北乡村等话题发表笔谈。

具体而言，中共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热度不减。桑兵继续在持久战论题上深耕，他从国共比较的视角讨论了国共高层对抗战时长的预判、国共抗战的战略异同与政治纠葛。孙道凤等利用日方各类档案报刊资料，探讨《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及反响，展示出版本比对的研究特色。突破此前相对沉寂的境况，近年来新四军的研究颇受重视。吴敏超以捉放韩德勤为案例，展示了新四军在战略与策略上的日益成熟。李恒俊选取新四军外来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揭示他们在进入工农革命队伍后，从初期信任和磨合的问题，到不断实现自我转化，最终融入新四军的过程。盛差偲的论文叙述了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向敌后发展的曲折历程，并与抗战初期八路军初入华北相比较，分析了第五师发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充分展现出新四军制定战略与实施战略的曲折多变。

2021年，有关中共抗战史的论文也出现了一些吸引眼球的新颖选题。如周大军研究了中共抗日武装的日语教育活动，他认为这一教育活动培养出一批敌工干部，有力提高了对敌工作的成效，成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直接服务对敌斗争的典范。齐小林对抗战时期中共军队运用无线通信技术的问题展开了详尽剖析。程森以环境学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改造平原地貌、地物的挖道沟运动。中共依靠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保障了道沟的修造和维护，使华北平原变成了具有网状结构和地上隆起的人工丘陵，最终成为华北军民持久抗战的地理依托。

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同样成果丰硕、引人注目。徐有威主编的《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八卷本公开出版。由徐有威、陈东林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也出版了第6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和第7辑《上海小三线建设者回忆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组织了“多维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笔谈；《宁夏社会科学》刊登了“多学科视角下三线建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代发君主编的《三线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认同》一书则关注了三线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活问题和实现自我文化认同的心路历程。周升起等通过研究1966-1985年小三线建设时期驻厂军事代表制度经历的两次取消和恢复，发现驻厂军事代表的质量监督职能的发挥与革命、产量、利润等多种因素有关，进而窥见国营工厂质量管理的变迁历程及计划经济体制下质量与产量的结构性矛盾。李德英等对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推广、效益、困境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探讨，考察了该模式诞生的历史背景、为工农双方带来的效益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出现的问题，丰富了学界对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认识。徐有威等人的关注点则从“厂社结合”的实践经验延伸到“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制度创新，指出“以厂带社”实质上是从工厂与公社平等的互利合作转变为工厂全面领导下对公社的管控与支配。这种一体化的厂社管理体制是我国在三线建设时期所尝试的一次基层管理制度的创新。

上述挂一漏万的简略枚举，虽难以反映党史研究的全貌，但也隐约可见该学科的发展动向。一方面，配合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党史研究更加注重突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以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护国的使命担当；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下大量史料的整理挖掘，检索工具的便捷使用，又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提供了可能，党史研究更加注重学术性的涵养和原创性的提升。在正确史观和丰富史料的双轮驱动下，党史研究必将推出更多成果。

（作者： 杨 悦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