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研院《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报告》：“双碳”目标下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发布日期：2024-09-19 23:24

来源类型：云图娱乐 | 作者：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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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双碳”目标下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同时也要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尝试。10月26日，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2020年度报告》。

秦岭森林面积近十年增长近100万公顷，用占全国0.06%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国3%的天然林增长和2.6%退耕还林增绿。报告认为，当前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呈现总体好转、局部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秦岭生态保护进入政策落地的窗口期、生态保护的攻坚期、生态发展的关键期的“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报告指出，秦岭的绿色发展选择的是“生态＋产业”新格局。2015-2020年，秦岭六市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9.68%，较全国平均水平高3.46个百分点。以眉县、洋县、柞水、佛坪等为代表的特色旅游区县走出了致富新路，生态旅游成为秦岭发展热词。与此同时，2009-2019年秦岭六市单位GDP能耗实现连续十年下降，其中陕南三市下降率保持在3%以上。

在环境宜居整治方面，秦岭不再简单地将当地居民迁走，而是采用了“生态＋民生”的模式。截至2020年底，秦岭地区共有4个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小镇和6个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在2020年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评选中，秦岭范围内共有57个村庄入选，约占全省41%。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忠雄表示，生态环境修复和改善，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不少难关还要过、硬骨头还要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表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四个方面做系统梳理：

第一，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管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第二，2015年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整体方案》提出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抓住了问责、追则这个要害，这是整个系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有效运作的关键要素之一。

第三，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必须要坚持系统观念，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能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在这种系统观念体现从目标到行动、具体部署的各个方面。

第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破除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协调人员低碳转型，将能源安全与区域情况相结合区域，因地制宜制定减排措施，定找到低碳转型的路径。

对于秦岭的生态保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表示，现在还面临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大熊猫的种群头数已经在濒临灭绝种群数量之上了，但栖息地破损还没有解决。

徐晋涛还指出，在生态治理的转型中，保护区的建设要改变过去直接将当地居民迁走的模式，不搞运动式保护，而是要与村民共建、与NGO组织展开合作，形成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长效机制，也要鼓励基层多做这样的创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区划中心主任许开鹏也表示，在新时期生态系统体系里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当前的环境治理有两个结合点，一个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例如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秦岭怎样开展系统治理也是一个挑战，可以考虑纳入国家系统治理的大盘子里面去；另一个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转变过来了，接下来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当前，“双碳”目标下的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针对秦岭地区的环境保护与“双碳”推进，许开鹏提出三点建议：首先，要进行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包括时空协同、过程协同、区域协调；第二，碳汇目前的增效率还不到10%，需要在能源结构上做出根本改变，土地利用结构也会成为碳转化的驱动力；第三，现在提到清洁能源可能对光能、风能的关注度比较高，其实最传统的清洁能源就是生物质能，整个秦岭山区的生物质能产量非常高，应该充分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表示，现在一些地方在编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案，把GEP向GDP转化率作为一个指标。实际上，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GEP，也称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GEP与生态系统服务有关，现在衡量的GEP包括三个方面，产品的供给服务（食物、水）生态调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生命支持服务。GEP衡量的都是生态系统价值流量，不是生态资本价值存量。GEP不能向GDP转化。深圳盐田区建立了GEP和GDP的双考评机制是可以的，最佳状态是两者耦合。

庄贵阳表示，GEP核算结果可以为生态资源定价提供参考，比如引入外部商业、产业进入的时候，可能就会介绍说我当地的生态如何好，这就是GEP价值核算中的一部分，也是各地可以挖掘价值的一个方面，但GEP价值量核算的经济学方法还有很多局限，需要进一步探索。另外，GEP核算可以为生态补偿标准提供理论上限，但在实践应用层面，更多考虑的是生态保护直接投入成本、机会成本等因素。

庄贵阳认为，就秦岭地区来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增强供给能力，生态的保护修复就是在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比如水资源等；第二个阶段就是将生态保护的价值通过生态产生溢出效应，走好生态产业化道路，实现“两山”转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贺力平表示，从代际公共品来看，需要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双碳”目标做出系统分析，理论性、纲领性的问题需要尽快落实框架性的政策，同时也应该鼓励各地根据自身境况积极进行尝试，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双碳”目标的协同发展。